【文/专栏作者 蒂亚戈·诺加拉】。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上演了一场胶着的巅峰对决，最终以卢拉所领导的劳工党实现历史性逆转而告终，卢拉也由此第四次问鼎国家最高权力宝座。彼时，他已采纳了一套温和的施政纲领，保留了前几届政府遗留下来的部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框架。巴西的主流媒体被少数几家私人财团垄断，公共媒体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自第一轮投票起，选战便围绕阻击极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而陷入剧烈的两极分化，而后者的背后则是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的公开背书，外界对选战前夕及整个选举进程中剑拔弩张的政治紧张局势有目共睹。劳工党政府避免过多触及劳资直接对抗的尖锐议题，且不同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的“玻利瓦尔主义”政府，它并未将群众动员与政治意识唤醒作为政府施政的支柱与核心驱动力。这一选择反映出当时国内外力量对比所强加的高度防御性的现实必然。2026年第二轮选举前夕的一次集会上，卢拉在圣保罗的保利斯塔大道上高举巴西国旗和宪法。当时在拉美地区，除古巴外，唯有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建立起了稳固且处于上升期的左翼政府。2026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统计结果 英国卫报。卢拉、劳工党及巴西左翼之所以选择温和纲领，并非背叛了自身理想，也没有改变彻底改造巴西的初心。军人独裁政权对左翼领袖和活动人士的酷刑与杀戮，标志着该国反革命浪潮的顶点。这一挫败在冷战期间的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反复上演（除古巴以及尼加拉瓜、智利和格林纳达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等少数例外），从而奠定了极为不利的力量对比格局，并深刻塑造了20世纪80至90年代拉美民主化进程中左翼力量的重组轨迹。劳工党执政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在标志着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巴西全面巩固的1989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总统大选中接连折戟后，卢拉直到2002年才作为广泛联盟（其中吸纳了部分巴西资产阶级力量）的领袖最终胜选。建立在农业出口寡头和帝国主义利益之上的“旧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对任何推进劳工保护或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尝试几乎都嗤之以鼻。社交媒体则完全建立在外国大型科技巨头掌控的平台之上。在美国明确支持利用“法律战”（lawfare）发动“软政变”的背景下，罗塞夫政府最终遭弹劾下台。要探讨巴西极右翼的崛起，首先必须牢记：这是一个社会极端不平等、财富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系在这里拥有近乎不可动摇的政治统治再生产条件。劳工党政府还叫停了战略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布局，使巴西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羊，在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新开发银行（NDB）以及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奠基性作用。正是各派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合流，不仅在2016年策动了针对罗塞夫的政变，还结成统一战线助长了“洗车行动”（Operation Car Wash）的司法滥权，直接导致卢拉被剥夺参选资格并遭监禁，并最终在2018年将极右翼政客雅伊尔·博索纳罗送上总统宝座——甚至不惜为此抛弃当时以圣保罗州前州长热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为代表的传统建制派右翼选项。而这一切又通过与巴西传统右翼老牌政客和地方政治寡头的广泛结盟得以运作，后者为博索纳罗提供了稳固的议会多数席位，使其得以高枕无忧地执政。1922年，当九名革命活动家在尼泰罗伊（Niterói）集会创立最初的巴西共产党（PCB）时，国内的社会问题还往往被当局粗暴地当作“治安问题”来处理。巴西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十，偿清了外债，并修复了在20世纪90年代支离破碎的国家投资能力。然而，上述一切成就都是在温和改良主义纲领的框架内实现的——这一框架使劳工党得以在不触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各派系暴利的前提下，维系与保守派、中间派政党及资本集团的执政联盟。1984年，卢拉在一次工会集会上向福特工人发表演讲。在劳工党政府“可能主义”（possibilist，即妥协务实）改良路线的局限下，诸多民生痛点迟迟未能解决：昂贵且低效的公共交通；广袤城市边缘地带脆弱简陋的基础设施；往往与贩毒集团或非法民兵组织地盘割据相伴生的暴力犯罪浪潮；以及高度拥挤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培养出了日益庞大的技术劳动力大军，市场却越来越无法为他们提供体面的工作岗位与薪酬回报。因此，劳工党最终选择的执政路径是：通过社会福利计划着力推进收入再分配；通过发展主义政策和大力恢复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奉行以独立自主、南南合作、世界多极化和深化拉美一体化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将其作为提升巴西国际地位的关键支点。但无可否认的是，旨在实现更深层次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尝试却屡遭挫败。然而，这并未阻止工人阶级和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的各界力量通过抗争在社会立法层面取得进展，并推动了令人瞩目的经济与工业增长，使巴西建成了南半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基础。巴共成立后不久便遭当局取缔。博索纳罗的拥趸们并不满足于此，在他那场灾难性的总统任期内——其间巴西不仅与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更因抗疫表现极其恶劣而沦为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煽动大规模游行，公然威胁民主制度并鼓吹发动军事政变。近年来，警方高层也频繁公开声援极右翼的政治主张。由于劳工党构建的选举主导模式将民众的政治教育以及同权贵阶层的直接交锋置于次要地位，许多实现阶层跃升的民众转而将生活境遇的改善完全归功于个人奋斗。卢拉胜选后，极端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变本加厉地发表声明，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公然质疑选举结果。然而，许多执着于这一问题的人似乎忽略了一点：最决定性的因素或许在于统治阶级拥有建构并不断复制其世界观的庞大能量。随着博索纳罗家族掌权，巴西右翼呈现出一种全新面貌：它将军人独裁时期最极端派别咄咄逼人的反共叫嚣，与该国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和卖国买办倾向融为一体。立法机构中资产阶级政党始终占据绝对多数，而司法体系中绝大多数法官和官员在国内各类重大争议中，也一贯做出偏袒资产阶级利益的裁决。在身着黄绿相间巴西国家足球队球衣、走上街头要求罢免罗塞夫的右翼示威人群中，不仅有构成了反劳工党阵营核心的富裕阶层成员，其中还包含了一部分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工人阶级群体——他们曾受惠于经济增长与劳工党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但如今已不再满足于自身处境的局限。武装部队领导层中盘踞着显赫的反动分子，他们公然推崇1964年军事政变及其后长达21年独裁统治的政治遗产。巴西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塑造了这一统治堡垒的坚固程度，也界定了其力量的边界。在卢拉（2003—2010年）和迪尔玛·罗塞夫（2011—2016年）的劳工党政府任内，巴西成功脱离了联合国“全球饥饿地图”，成为实施收入转移支付和减贫项目的全球典范。这种模式固然为劳工党在总统大选中维持长期的选举优势奠定了基础，但也使其受制于广泛温和联盟的先天局限，且无力发动深层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交锋——这最终让它付出了沉重代价。正如开篇所言，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困境，而非单纯取决于劳工党的主观政治意愿。巴西阶级斗争的历史脉络。这些教会尤其在巴西社会经济阶层的 C 类和 D类（低收入群体）中不断扩展，不仅为这些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社区支持网络和社交归属感，也推动了巴西社会这些群体政治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包括日益强调个人责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强调社会保守价值观。该党汇聚了争取民主化的群众斗争、以卢拉为首的“新工团主义”（New Unionism）罢工浪潮，以及巴西幸存马克思主义组织中不同派别与活动家的政治和思想传统。要读懂左翼领导的广泛阵线与美帝国主义扶持的巴西极右翼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逻辑，我们就必须深入剖析巴西阶级斗争的演变脉络，及其在决定此次大选走向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资产阶级媒体偏见信息的轮番轰炸下，充满消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色彩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更令人瞩目的是，新五旬节派（neo-Pentecostal）教会及其“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信仰强调个人信仰、个体转变以及对物质福祉的追求。他们的算盘是通过政变彻底堵死左翼未来政治翻身的任何通道，不仅要一举消灭劳工党和各进步政党，还要压垮资产阶级内部的温和派系，从而建立一个完全服务于帝国主义和食利阶层利益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并借口社会与劳工保障“推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将仅存的劳工权益保障彻底摧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结束多年地下状态并重新整编的巴西左翼催生了劳工党（PT）的崛起。当迪尔玛·罗塞夫试图深化并加速社会变革时，她的执政联盟迅速土崩瓦解。在这个社会中，劳工党和左翼仅仅占据了行政权力的一部分，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国家强制机器以及大众传媒，几乎完全听命于各层资产阶级的诉求，甚至在劳工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内阁部长席位。这一伎俩精准针对的是卢拉大幅领先于博索纳罗的选民群体，尤其是巴西东北部地区以及各大中心城市外围边缘地带的选民。而在第二轮投票期间，交通运输领域的部分资产阶级势力更是明目张胆地制造障碍，蓄意阻挠贫困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此外，当基本的温饱需求得到满足后，民众对以往关注较少的其他深层结构性问题的不满便愈发凸显。因此，在探讨劳工党政府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广度与局限时，必须审视一个关键现象：为何如此多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即在这一时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劳工阶层），会在政治和选举中反过来倒向劳工党及其盟友的对立面。从1922年到1964年建立的军人独裁政权于1985年终结为止，该党最长的合法存在期仅是1945年至1947年那段短暂的间隙。这种霸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在国内层面，劳工党此前因不愿与部分资产阶级达成更广泛的妥协，限制了自身的选举实力，进而制约了其在历次大选中问鼎行政权力的政治能力。极右翼的崛起与卢拉领导下“广泛阵线”的组建。